黄凯南：演化增长的特征及其解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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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2013.6.21

演化增长的特征

演化增长是指将增长视为经济演化过程，即在数量变化的过程中伴随着质量或结构性的变化，它也是一种知识增长过程，即知识如何被创造和运用的过程。因此，正如Metcalfe 和Foster（2010）指出，对于演化增长理论而言，“财富如何通过知识来创造”或者“经济增长与知识增长的互动关系”是其重要的研究主题。经济增长不仅仅表现在要素积累或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还涉及到整个资源配置模式（包括生产模式、交易模式和消费模式等）的变化，它最终体现为一个经济体能够满足人们各种不断变化和增长的需求的能力的提升。

较之于当前主流的增长观，演化增长具有如下一些不同的显著特征：

一是，在经济系统中，不同要素、单元、部门或产业并非如主流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具有相同不变的增长率，相反，它们具有不同的增长率，即增长率是异质的。例如，在一个多部门的经济体中，每一部门并非沿着一个加总或平均增长率发展，而是每个部门拥有不同的增长率。因此，作为刻画整个经济系统增长的加总增长率或平均增长率更多是一个统计意义的概念，它表示各种差异增长率的均值。因此，演化增长分析并非直接从加总生产函数或加总增长率出发，而是基于各种差异化的经济活动及其差异化的增长率。而这种差异化的增长率是促使经济系统发生结构性变迁的重要驱动力；

二是，经济增长并非如主流增长理论所描述的动态一般均衡的过程（例如，平衡增长路径），相反，由于诸如技术、组织和制度等各种创新的涌现，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非均衡的过程。当然，在经济演化增长过程中也可能存在均衡 ，但它仅仅是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驻点，而不能成为演化增长的终点，更不是演化增长的起点。正如Foster（2011）强调的，演化增长过程首先是一个非均衡的动态过程，其次才是在此非均衡路径上可能产生均衡的动态过程；

三是，在演化增长过程中，由于各种经济活动主体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演化增长本质是一个复杂系统的自组织过程。在此过程中存在诸如正反馈效应、路劲依赖、锁定和结构不可逆性等复杂系统的特征；

四是，演化增长更为强调经济系统的结构性变化，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不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副产品，它是演化增长理论关注的重点，是内生于演化过程中，并且是促使演化增长的根本原因。从这角度上讲，演化增长不同于当前主流增长理论“狭隘”的增长观 ，它更接近于经济发展的概念。

三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技术、制度与偏好

影响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和发展的因素较多，并且这些因素之间也存在较为复杂的关联，很难区分某一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特殊作用。这些因素既包括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等要素存量及其要素结构以及将这些要素转变为产出的生产方式或技术，也包括影响产品需求进而影响要素在不同产业或企业间配置的需求结构，以及协调生产和交易的制度结构，还包括诸如文化和地理环境等因素。可以简单地将上述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诸如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偏好等内生变量；另一类是诸如文化、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外生变量。显然，无论是文化、地理环境还是自然资源都对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增长产生重要的原因，但是，由于这些因素是相对难以改变的，它们通常被归结于外生的参数。作为一种尝试解释经济增长的理论，它必须更多地关注内生变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众多内生变量中，各种要素累积显然是促使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但是，要素累积还仅仅是一个表层现象，它与经济增长一样本身就是一种增长现象。因此，想揭开经济增长的面纱，还必须继续深究决定要素累积的各种复杂因素。例如，技术进步的具体表现通常反应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累积上，而技术进步的方向和速度以及各种决定要素累积的投资决策都受到人们偏好和制度的影响。尤其是考虑到演化增长过程中伴随着种种结构性变化，演化增长理论就不能将解释的重点放在要素累积上，而必须转向对影响要素积累的深层次原因与机制的研究。技术、制度和偏好是决定要素积累的重要原因，它们也构成了演化增长三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解释机制：基于技术、制度与偏好的共同演化

在演化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演化与制度演化会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甚至改变对方的演化轨迹，两种演化力量交织一起共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方向。如果将技术演化视为供给结构的演变，偏好演化视为需求结构的演变，两者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供给结构的演变需要需求结构演变来匹配，同样后者的演变也需要前者的支撑。技术、制度和偏好的演变是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原因。

因此，对三者的演变及其互动机制的深入研究是演化增长理论的重大主题，也构成了演化增长理论的核心命题。近些年来，共同演化理论在演化经济学的应用日益增多，它也为解释多层级和多主体互动演化提供良好的分析视角。共同演化是指两个或多个互动者（interactor）之间的演化轨迹（evolutionary trajectory）相互影响，而这种相互影响能够改变彼此的适应图景（fitness landscape）。在共同演化的视角下，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和深刻地揭示技术、制度与偏好在演化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机制，从而更加准确地理解经济演化过程中种种结构性变迁的深层次动力机制。因此，三者的共同演化机制是解释长期经济增长中伴随着知识增长和结构变迁的重要理论机制，它构成了演化增长理论最为核心和基本的分析框架。

在演化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制度和偏好三者的演化相互影响，三者的演化轨迹交织一起，共同推动经济结构的演变。技术、制度和偏好的演化过程实际上是参与者之间通过互动学习或搜寻收益更高的技术、制度和偏好的过程，这里的收益既包括可货币化的物质收益，也包括各种诸如道德感和正义感的内在价值收益等。因此，学习规则（或搜寻方式）和收益共同决定了互动者在演化过程中的“适应度”（fitness）。共同演化本质上是指互动者之间在演化过程中相互改变对方的“适应度图景”（fitness landscape）。因此，共同演化机制本质上是互动者之间如何影响彼此“适应度”的机制。

这里尝试归纳两种重要的共同演化机制：一是通过改变互动者的“收益”而引起的共同演化，即技术、制度和偏好的共同演化源于各自演化会引起对方“收益”的变化，从而促使参与者搜寻收益更高的技术、制度和偏好。这是一种较为普遍和表层的共同演化机制。技术、制度和偏好各自通过改变对方的收益结构来影响对方的演化轨迹，从而建立三者的共同演化关系。例如，技术演化通过改变原有偏好空间的各种偏好的收益，这会促使参与者放弃较低收益的偏好而搜寻较高收益的偏好，引起偏好的演化。同样地，技术演化和偏好演化也会改变制度空间下各种制度的收益，这会促使参与者放弃收益较低的制度而搜寻收益较高的制度，引起制度的演化；二是通过改变参与者的学习规则而引起的共同演化。在这种机制中，技术、制度和偏好各自演化会引起对方参与者学习规则的变化，进而改变对方的演化轨迹，从而形成共同演化关系。较之于第一种机制，这是更为深层的共同演化机制，它涉及到参与者认知模式或学习规则的变化。技术、制度和偏好的演化过程中伴随着知识的增长，参与者的认知和认知模式都可能发生变化，这会改变参与者的学习规则，亦即改变参与者获取知识的方式，从而影响各自的演化轨迹。例如，参与者的学习规则可能从无意识的强化学习、转变为弱意识的模仿学习以及强意识的信念学习等。如果将学习规则的变化视为认知模式的演化，这实际上涉及到技术、制度、偏好和认知的共同演化。

较之于收益的变化，学习规则的变化较为缓慢。通常来讲，技术、制度和偏好的共同演化首先是由第一种机制驱动，即各自收益结构的变化驱动三者的共同演化。当经历过一段时间后，直到参与者的认知模式发生变化，第二种机制才开始起作用，即由参与者学习规则变化驱动三者的共同演化。在第二种共同演化机制发生的同时，第一种机制依旧存在。此时，技术、制度和偏好的共同演化受到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是一个复杂的演化过程。

演化增长过程的理论描述

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是由各个产业的演化及其互动构成的，而各个产业的演化则是由各自产业内部的参与者主体的互动演化构成的。经济演化过程伴随着产业内和产业间的演化，是一个多层级的复杂系统演化。技术、制度和偏好的共同演化伴随着经济演化增长，而且是推动演化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因此，经济增长涵盖以下一些演化过程：一是企业的演化。这主要表现为企业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提升自身的生产率；二是产业内部的演化。产业内部存在多个参与主体的互动（例如，企业间以及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等），这种互动伴随着技术、制度和偏好的共同演化，而后者又影响企业的生产率和效益，促使高效益企业的扩张和低效益企业的收缩，也伴随着新企业的进入和落后企业的淘汰。在这一过程中，各个企业的增长率是不同的，产业增长率可以通过产业内部企业的平均增长率来描述。同样，伴随着技术、制度和偏好的共同演化，产业增长率也发生变化，产业可能经历“成长、发展、成熟和衰落”等不同阶段。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整个产业内部的技术结构、制度结构和偏好结构都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在产业的成长和发展期，创新频繁发生，在共同演化的作用下，技术空间、制度空间和偏好空间都得到扩展，产业内部存在多种技术的竞争，制度和消费也呈现多样性。当产业发展到成熟期时，创新减少，在竞争的作用下，多样性减弱，产业可能会出现较为流行和标准的技术、制度和偏好；三是产业间的演化。各个产业间的互动会进一步推动产业间的竞争和演化，这种演化伴随着优势产业的扩张、劣势产业的收缩，以及新产业的兴起和落后产业的淘汰等；四是整个经济系统的演化。产业间存在不同的增长率，整个经济系统的增长率则是由产业群体的平均增长率来描述。由于无论是产业内部还是产业间的增长率都存在差异，经济增长过程伴随着结构性的演变。而这一结构性演变的过程伴随着技术、制度和偏好的共同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