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中国现阶段的金融风险演化为金融危机

黄少安

在此表达的不是中国必定要爆发金融危机，而是要防止下一次金融危机从中国爆发。因为中国目前经济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的一些现象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警惕。

一、实体经济不太景气，从数据上看，金融业却迅速发展，实际上是虚假繁荣，隐含危机的可能性。

应该承认，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尽管中国采取了大量投资的措施，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了GDP的较高增长率，但是，总体趋势看，经济不太景气、尤其是实体经济部门不景气。这很符合规律，与世界经济状况一致。但是，金融业从数据上看发展很快，好像很繁荣。

1，金融虚假繁荣主要表现为：

（1）在“金融深化”的指导思想下，各类金融机构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规模扩大。本来金融深化具有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内容，但是，近几年在中国却主要表现为各类金融中介性中小企业的数量扩张，小额贷款公司和投资公司等遍地开花，不像是“金融深化”，更像是“外延式和粗放式发展”。官方公布的数据，2010-2013年的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年平均增长率44.21%，2013年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7839家。2014年增加也很快，截至2014年9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591家；2010-2013年，融资担保公司数量10.72%，2013年末达到8185家；2010-2013年信托公司年均增加2.58%，2013年末达到68家。虽然信托公司的数量变化不大，但是信托公司的从业人员数经历了大幅度的增长，2010-2013年间，信托公司从业人员数量年平均增长率23.67%；2010-2013年集团财务公司年均增长18.04%，2013年末达到176家；2010-2013年融资租赁公司年均增加77.97%，2013年末达到1026家；还有近两年迅速发展的网络借贷平台公司，2014年产量达到1600多家，同时关闭320多家，关闭的公司许多都是卷款消失的。其实这些都是风险极大、利用网络炒卖资金的所谓金融企业，很容易逃避金融监管。

上述统计数据不是很准确，实际上的金融中介机构比官方公布的要多，因为还有不少以投资咨询公司、典当公司等名义注册、实际上金融业务的公司。现在，各种媒体、手机短信和厕所都是小额贷款公司等的业务广告。

（2）金融业的产值快速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2007-2013年间，中国金融业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8.13%，而2000-2006年，中国金融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2.08%；2007-2013年金融业GDP占GDP总量的比重分别是4.64%、4.73%、5.21%、5.23%、5.28%、5.53%、5.90%。而2001-2006年都是4%以下；

（3）金融业利润一直高企，而且快速增长。金融业的利润情况并不是从2007年之后开始暴增，而是从2000年开始，就一直持续增长，直到2007年左右，增长速度一度达到翻番的地步，是2007年的危机把这种增长势头打压下去了，不然可能金融泡沫被吹得更大更快。而危机过后，这种态势又开始抬头。像2007年，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净利润是2001年的20倍；2007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税后利润是2003年的10多倍。

金融业上市公司利润情况表

数据来源：根据我国上市公司年报数据计算，wind资讯，金融业行业分类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CSRC）确定

银行业利润情况表

注：银行业金融机构税后利润数据2003年-2006年为税前利润，2007年及之后为税后利润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银监会发布数据计算，wind资讯

2，金融虚假繁荣背后的原因及不良后果

上述数据显示，无论是金融企业数量、金融业产值还是金融企业的利润，2007年以来中国金融业都是快速发展。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繁荣，这样的发展显得很不合理，没有基础。因为，一个大的经济体的金融业不可能在实体经济不太景气时有实际的快速发展。相对比的实体经济部门，虽然破产的不多（主要是政府在支撑着），但是多数企业艰难维持，利润率很低，而且趋势性递减。即使是中国500强的制造业也是如此。2013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的平均资产利润率为2.43%。扣除饮料加工业、烟草加工业和酿酒制造业三大特殊高利润行业后，利润率会低很多，多数制造业企业处于微利和亏损状态。中小型制造业的利润率就更低。而且，这种资产利润率与银行业不可比，银行业的资产结构决定了，即使资产利润率低于制造业，也比制造业企业的实际盈利水平高很多。而同期的美国、欧洲、日本和其它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金融业的企业数量、产值、利润大体上是随着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的变化而相应变化的。中国很可能面临外资制造业撤离，很多中资制造业企业难以为继从而制造业萎缩、金融业短期内虚假发展局面。

（1）金融虚假繁荣的主要原因：

主要是认识上或指导思想上的偏差。部分政府官员、企业和学者对金融本质认识有误，以为金融部门可以创造财富，金融业可以脱离实体经济快速发展，在“调整经济结构、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产业升级”的思想指导下，拔苗助长式地推动金融发展。

金融的本质是什么？通俗地说，就是我怎么花别人的钱、怎么花自己未来的钱、怎么把自己的非现金资产变现；别人怎么花我现在的钱、未来的钱、变现我的资产；资金怎么在不同地区资金被使用。也就是，金融是资金跨时间、跨主体、跨空间地使用，因为需要用钱的主体、时间和地区与有钱的主体、时间和空间不一定一致。由此，金融最被担心的问题是风险，为了控制风险，就要求相关主体讲信用、守规矩，于是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就是金融业关键。为有钱不用者找出路，为实实在在需要用钱者找钱即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果金融比较普遍地在为实际上不需要用钱而只是倒卖钱的服务，就有问题。

现阶段，确实有部分政府官员、企业和学者过度迷信金融，很羡慕美国、英国等的金融产业，很崇拜华尔街等。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确实需要结构调整，尤其是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调结构的主观意识和客观的倒逼机制都是有的。各级政府的认识与行为以及不同行为之间有一些矛盾，认识到需要调结构，短期内实际行动却不得不保护一些落后的、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和企业，因为还是要保增长。但是，只要能发展金融就大力发展金融，却几乎是个体的共识和行动。以为金融能直接赚钱，地方政府以为金融发展能缓解本地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以为金融业越发展，就是所谓的现代服务业水平高，产业升级就快。部分高层官员以为金融短期大发展能实现国家经济结构的改善（提高现代服务业比例高）和金融强国。一些企业、尤其是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大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垄断行业的企业，也认为干实业不如干金融，直接倒卖本公司的资金，或者利用体制缺陷和国有控股银行对国有控股企业的资金关照，低价从银行获得贷款，高价倒卖出去、甚至直接购买银行的理财产品，比做实业收益高得多、容易得多。一些想投资办企业者也认为，办实业不如办金融公司。于是，金融业在金融改革和金融深化的信念驱动下，在金融危机后实体经济不太景气的情况下，获得上述“快速发展”。

（2）虚假繁荣的不良后果。

这种发展，不仅表现为我国GDP总量中金融业的比例短期内大幅度增加，而且金融企业有利可图（利润高），似乎发展很合理，其实后果很严重。

一是产生“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短期内大见成效、产业升级快”的假象。经济危机爆发后，实际上我国并不能充分利用危机的“淘汰落后机制”，虽然我们也强调结构调整、不以GDP论英雄，但是，为了保稳定-----就要保就业-----就要保增长---就不能短期内淘汰需要淘汰的落后产业和企业。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都在设法促使甚至逼迫驻地银行机构给本地企业贷款或继续贷款。但是，金融业“大发展”创造的GDP却使得GDP的结构发生了我们认为的“良性”变化。容易让人产生我国经济结构在危机以来获得了大幅度的良性调整的“幻觉”。其实，金融、尤其是大国金融，不可能在实体经济不景气的阶段获得快速发展。短期的这种“增长”，终将被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强行归位，只是我们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的问题。

二是恶化行业或产业之间的收益分配状况，导致资源错配，从而影响经济的均衡发展。一个经济体内部金融业利润太高 是对该经济体内部实体经济部门利益的掠夺，应该是体制的原因。其结果是实体经济发育和发展不良，最终金融业失去发展的根基；在国际间，一国金融部门从别的国家获取过多利益，是对别国财富的掠夺，直接原因是金融实力和货币地位，根本原因是该国的经济实力。如果说我们对于后者一时无可奈何的话，对于前者，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改革和理顺经济秩序而加以改变。否则，若长期如此，该国实体经济不能有效发展，金融部门畸形发展，经济未实先虚，必然不可能成为经济强国，对于大的经济体尤其如此。

三是制造金融泡沫。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繁荣，就是金融泡沫。金融泡沫就隐含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四是资金在金融领域众多中介环节空转，银行发放的贷款很大比例都通过金融中介公司成为高利贷，各金融企业和一些国有企业的财务公司都在金融领域赚钱，有产值有利润，而实际上没有增加财富，使得金融业有虚假利润、虚假gdp，整个经济产生虚假的产业结构升级。

二、经济中其它几种不良状态增加了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1，政府债务增加与企业债务增加叠加。尽管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政府债务总规模和各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数据显示，都在国际共识的警戒线以下，但是，关键是我们现在不仅没有很好的、缓解和偿还既有债务的条件，尤其是地方政府没有可靠的偿还既有债务的资金来源（原来地方政府举债时，主要的还债资金来源是房地产业的土地出让金和税费，可是现在不景气，未来也难以景气，若地方政府再吹房地产泡沫会更危险），而且，因为财政收入增幅减速、公共支出规模扩大、社会管理成本大增，政府面临更大的债务增加的压力。

中国企业近年来债务规模剧增，不良债务规模也剧增。2014年6月16日，标准普尔发布了关于中国企业债务的研究报告，称中国企业债务规模14.2万亿美元，占全球三成的份额，超过美国的13.1万亿美元，成为全球企业债务规模最高的国家。巨额的企业债规模甚至超过中国GDP。关键是这样的债务规模是以实体经济不太景气为背景的，成为不良债务的可能性很大。实体经济部门结构调不动，所欠债务就是被套在落后产业和企业中，成为银行的不良资产，若大力调整，一些落后的高负债企业被淘汰，其债务也将成为银行的不良资产。

2，银行业不良资产和潜在的不良资产增加。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总量和比例迅速提高。实际数据到底是多少，并没有统计数字，因为2014年底各大商业银行公开的不良资产比例一般都是2%左右，实际上都有一定程度掩盖，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实际上高达15%左右。巨额的企业债务和企业不景气可以映射出银行的不良资产或可能的不良资产的规模。一方面因为原来贷给实体经济部门，尤其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资金，许多难以收回，还在政府压力下续贷；另一方面是近期从银行流出的资金许多落入一些金融中介机构，这些从成立之日起就动机不纯的机构，许多已经或准备或必然成为“跑路者”。还有贷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资金，风险很大，因为许多地方政府赖以偿还贷款的资金来源渠道面临枯竭，房地产的不景气导致土地出让金锐减和房地产业的其它税费锐减。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银行已经确认或承认了有多少不良资产，而是有多少潜在的不良资产。现在各商业银行是尽力掩盖不良资产的真实情况。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

3，房地产泡沫与金融泡沫叠加。

前面已经分析了，在实体经济不景气情况下，金融业虚假繁荣，本身就是金融泡沫，再加上近期的借钱买股票和借股票炒卖即所谓的“融资”和“融券”业务，有可能吹起股市泡沫，会使金融更加虚假繁荣。我国房地产前几年吹起泡沫是客观存在，当然不能希望泡沫破裂，有泡沫是坏事，扎破泡沫是更坏的事。而 金融与房地产是密切联系又高度敏感的，两种泡沫叠加，风险大幅度增加，一旦破裂，涉及面更大，对经济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4，在货币供应量巨大、流动性充足的情况下，实体经济部门，尤其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应该是充足的，2014年底，M2达120多万亿，可是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成本却不断提高，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更是高企，根据温州市金融办发布的温州指数显示，近两年来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在18%-21%左右。融资成本的提高，固然有经济不景气所致的风险溢价因素，但是不是主要的。主要归因于资金大量在金融体系中的各中间环节空转，众多中介机构从中谋利。金融没有或很大程度上没有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是为金融自己服务，为金融业的从业人员和从业机构服务。如此高的利率，什么样的企业敢借钱？什么产业有超过21%的利润率？必然是中小房地产开发商在饮鸩止渴，必然是实体经济部门的中小企业在赌博式求生存，必然是企业和银行的巨大的潜在的不良债务和不良资产。另一方面，容易获得国有控股银行低价贷款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大企业，必然会用获得的贷款在金融市场炒卖而获利。

三、综合考察，下一次金融危机从中国爆发的可能性较大

1，中国没能充分利用经济危机的淘汰机制淘汰落后，经济结构优化的进展实际上不大。金融产值的增加没有实体经济基础，掩盖了结构的不合理或经济结构调整速度的缓慢。

2，金融的虚假繁荣或泡沫本身就隐含危机可能性。

3，其它的金融和与金融相关因素隐含危机可能性

4，美国等已经进行了有效的经济结构调整，正强劲复苏，不会爆发新的危机。

5，欧洲也在进行结构调整，尽管复苏缓慢，但是现在爆发危机的条件不充分。

综观这些情况，中国金融业当前系统性风险巨大，虚假繁荣背后险情严重。一旦某个导火索点着，就可能引发整个金融体系的连锁反应，给本来就处于困境中的实体经济部门雪上加霜。如果中国不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降低金融领域的风险，下次的金融危机首先在中国爆发是完全可能的。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危机都从金融领域开始，然后波及实体经济部门，而且8——10年一次。这已经很规律了。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某个不起眼的经济体的某个偶然因素成为导火线，但是点燃的还是中国经济。

当然，这里只是揭示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其实，有三种可能性：

一是爆发全面和深刻的危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对中国自身经济将是重大打击。但是，由于中国金融的相对封闭性，对国际金融本身的冲击不会太大，不过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巨大，实体经济部门的国际化程度高，受到不良冲击的中国实体经济一定会极大地影响世界其它国家的经济复苏。

二是现在就采取措施，使金融系统的巨大风险尽量控制在金融体系内部，金融领域的损失巨大将不可避免，到时考虑损失谁来承担？

三是全面反思和采取措施，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理性发展金融业和其它服务业，同时，实体经济较快在新的、高的起点上复苏，房地产业稳步发展，至少不短期内大幅度下滑。就可以基本上避免危机。

总而言之，第一种可能性存在，而且概率不低；第二种可能性最大，资产损失难以避免，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不可避免。我们对金融的非理性认识，如此盲目和不切实际的发展所谓金融，可能不得不付出代价；第三种可能性也有。我们完全可以努力争取第三种可能。

四、建议

1，各级政府决策者要理性认识金融本质和金融业发展，不要以为金融能脱离实体经济发展而人为发展，不要以为眼前的金融产值增加就是真正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国经济不能“未实先虚”。要在改善生产要素结构的基础上，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踏踏实实提升制造业和农业水平。

2，坚决挤压金融泡沫，打击金融中介的圈钱行为，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同时，不得片面追求金融业发展，尤其不能不分实际情况地追求所谓金融业中的“高科技”产业---金融衍生品的发展。

禁止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炒卖银行贷款。

3，稳定房地产价格，防止房地产泡沫破裂，让泡沫在发展中逐步消释。尤其是地方政府不要再设法推高房地产价格。

4，利用危机淘汰落后的机制，大胆淘汰落后产业、产能、企业、产品，首先真正实现实体经济部门的结构优化升级，然后，金融等现代服务业自然健康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必须“先实”。我们不必过度夸大结构调整可能带来的失业压力。中国失业压力没有想象那么大，现实中，无论城乡，没有几个闲着没事干的人。现在两种相互矛盾的判断同时流行：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短缺与失业压力巨大。其实，最多只有一种判断是对的，也许两者都不对或都被夸大。保增长可以以“保底线”的思维操作，只要不低于6.5%，就大胆地淘汰落后。中国居民的高储蓄和高住房拥有率对失业率是有支撑作用的（也就是说，二者可以减少失业压力），应该利用它。

5，商业银行应该紧急应对，及时处理不良资产，客观分析和测算潜在不良资产。不能让国有控股银行再有让“国家出资消化不良资产”的幻想。

6，在关注民生的同时，从中国国情（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出发把公共福利支出规模控制在合理水平。同时加强对民众的公共福利预期的管理，不能让民众有超出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水平的公共福利期望。通过宣传，引导民众在经济危机、需要经济结构调整时，与政府、企业共度难关。否则，政府公共福利支出过多地、长期地、持续的增长，不仅会加剧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而且可能使得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