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0日，经济研究院2020年第4期“博士研究生高端学术讲坛”在中心校区邵逸夫科学馆东二层第五会议室举行，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李楠应邀作“暴力风险与合约选择：基于近代东北乡村社会匪患的考察”的主题报告，活动由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孙涛教授主持，学院相关教师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共同聆听了此次汇报。

20世纪中叶，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发现，不同合约类型，即定额租佃合约和分成租佃合约，对经济绩效产生的影响有着较大差异。另一方面，暴力风险的提高对于农业发展而言也是重大的挑战。李楠教授团队从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视角出发，提供了一条新的解释机制来揭示暴力冲突如何影响农业发展。为了回答暴力风险是否对当地农民农户租佃合约类型的选择产生影响、暴力风险是否也会在分成比例上产生影响、暴力风险与自然风险相对于主佃双方合约选择会有哪些异同这几个问题，研究选取了中国东北地区作为样本，使用1935年和1936年伪满洲国实业部产业调查局的数据进行模拟回归。对于第一个问题，建立暴力风险对主佃合约类型选择影响的模型，选取暴力风险和自然风险作为解释变量，农户是否选择分成合约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发现，暴力风险促进了分成合约的选择，这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对于第二个问题，建立了暴力风险对合约结构的影响模型，选取治安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分成土地合约地主所得的分成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发现治安水平越好，地租率越低。通过进一步的考察，还发现定额合约下的产出更高。此次报告给出了以下几个结论：当存在土匪活动导致的暴力风险增加时，租佃双方签订分成租佃合约的概率水平越高，治安评价等级每增加一个等级，签订分成租佃合约的概率增加10%。当土匪活动导致的暴力风险增加时，地主越容易提供更加有效的激励水平，促进农业生产，往往提供分成比例更低的合约。治安等级每上升一个单位，分成合约比例平均下降1.4%。暴力风险与自然风险不同，当自然风险发生时，土地质量可以降低自然灾害风险，有效降低租佃双方签订分成合约的概率；但是当暴力风险发生时，土地质量不影响租佃合约的选择。

综上所述，暴力风险促使农户倾向于选择分成合约，但从产出水平看却不然。对于这一矛盾，李楠教授和经济研究院师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在农户和土匪身份转换均衡上发表了各自的观点。李楠教授的报告风趣幽默，从张作霖聊到座山雕，从伪满洲国聊到八路军剿匪战士，让与会者在聆听汇报的同时，还回忆了上世纪中国农户的状况，为学院师生进一步理解暴力风险对经济发展提供了崭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