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2024年春季论坛于2024年3月31日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成功举办。本次春季论坛由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理事会主办，js9159路线检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院和经济学院承办，《制度经济学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协办。本次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湖南工商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和js9159路线检测几位专家围绕“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进行了一整天的深入讨论。

开幕式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院院长和人才办主任龚强教授主持。论坛理事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js9159路线检测讲席教授黄少安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邹进文教授出席论坛并致辞。黄少安教授在致辞中介绍了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和季度论坛的发起情况以及2023年四次季度论坛的举行情况，阐释了本次春季论坛主题的来源、价值和目标。他提出，希望通过季度论坛的举办，为专门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高水平交流的平台。邹进文教授在致辞中表达了对参加论坛学者的欢迎，介绍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起源和发展历程以及办学和科研等方面的特色。

黄少安教授做了题为《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报告，认为：后发国家既有后发优势，又有后发劣势，二者并存。后发优势表现在：（1）可以引进既有的相对先进的技术，大大降低研发成本；（2）可以免费学习经验、吸取教训、少走弯路、节约时间；（3）可能后来居上，引领新的科技革命，实现“弯道超车”；（4）可以利用外资，一定程度上弥补资本积累的不足。后发劣势表现在：（1）后发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容易导致过度追求短期GDP增长而忽视长期发展；（2）行政权力容易与物质利益结合，“以权谋私”产生腐败；（3）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得体制改革难以深化，难以适应进一步发展的需要；（4）知识产权制度和财产权保护制度存在一定的劣势。他指出，任何一个后发国家，都需要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尽量地发挥优势、弥补或克服劣势、扬长避短，尽量弱化劣势。

邹进文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基于器物、制度、文化的考察》，首先从器物、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分析了社会变迁的过程，认为器物变迁最容易模仿、最容易取得成功；制度变迁相对困难，变迁成本较高；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变迁十分困难；诱致性变迁一般是从文化变迁开始，经由制度变迁，最后实现器物变迁；而强制性变迁一般是从器物变迁开始，经由制度变迁，最后影响文化变迁。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历的是诱致性变迁过程，依次经历的是文化、制度和器物的变迁；而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经历的是强制性变迁过程，依次经历的是器物、制度、文化的变迁。后发国家现代化在引进西方器物文明时存在一定的优势，但在制度和文化的模仿和变革方面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难以形成共识、获得成功。所以，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战略选择非常重要，先发国家对待后发国家的态度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成功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建华教授做了题为《数字经济发展悖论与应对》的报告，认为：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的“后发优势论”主要是强调了后发国家的模仿创新，现代主要先进国家工业化都经历了差不多100年左右的时间，实际上后发国家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优势，没有更快地实现现代化；当前全世界范围内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深度融合，对后发国家带来了新机遇，但是也存在一些悖论，即数字经济的发展并非必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数字鸿沟在一个国家内部和全球范围内的分化效应强化了二元经济差距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因为后发优势中的技术学习和制度学习存在边际报酬递减倾向，如果后发国家不能够把外生的技术进步转换为内生的创新能力，后发利益最终将递减到零，因此后发国家必须创造条件将潜在的后发优势转化为实际的优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卢现祥教授的题目为《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后发劣势与制度变革》，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是由制度差异造成的。后发国家追赶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不能及时地进行制度变革，使潜在的后发优势转变为现实的后发优势。仅仅从技术引进、资本引进去追赶，而不进行制度变革，在短期可能有后发优势，但长期就会导致后发劣势。许多后发国家不是不注重制度建设，关键是已有的攫取性制度难以转变到包容性制度。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包括安全的产权保障、零壁垒的行业进入、公正的法律和良好的秩序，政府支持市场，维护合同，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得具有不同家庭背景和能力、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公民都能公平参与经济活动。一个国家或地区制度不稳定会导致“增长-收缩”的波动；在低收入阶段没有制度变革也可以有后发优势，但是在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变革，则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启动经济增长的制度并不重要，关键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制度。

浙江工商大学和浙江大学张旭昆教授做了题为《后发劣势之源：制度劣势》的报告，认为：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并没有将后发优势看作是必然的，后发优势的积累与后发劣势的积累可能会同步发生，落后国家也存在错失发展机会的可能性。一个落后国家，只有接受新技术、新产业，尊重并保护私有产权和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并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真正的民主体制，才可能实现长期发展；一个国家不接受这三个条件，就不可能实现增长；只接受其中的一点或两点，虽然短期内也可能会取得一定成就，实现经济增长，但是长期中难以保持。后发劣势的根源就是因为不能够改革一些落后的制度，特别是否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制度。能够较好处理私有制、市场和社会平等目标的是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后发国家要摆脱后发劣势应该向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学习。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李仁贵研究员做了题为《关于布卢明顿制度学派的研究动态》的报告，主要介绍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利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所开创的“布卢明顿制度学派”的动态及女性经济学家问鼎诺奖的未来展望。他认为，埃利诺·奥斯特罗姆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经济学家，其开创的“布卢明顿学派”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虽然奥斯特罗姆夫妇已经去世，但是他们建立起来的研究团队、开创的研究传统等将持续产生影响。在奥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分别于2019年和202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间隔缩短。近年来，随着女性经济学家数量增多，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会士中的女性经济学家越来越多，未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经济学家会不断增加、时间间隔将不断缩短。

湖南工商大学经贸学院的庞春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技术进步与时间市场的分工经济学研究》，认为：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城市），人们的生活节奏越快，“实际”的休闲时间更为稀缺，分配与使用时间的压力越大；为了解释这一现象，需要发展贝克尔（Gary Becker）所提出的全部时间划分为工作时间和余暇时间的思想，进一步将余暇时间划分为自产自用时间、影子工作时间、产品消费时间、休闲和睡眠时间四个部分。其中，影子工作占用了人们大量的余暇时间，虽然技术不断进步、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但是影子工作时间不断增加，不断挤占休闲时间。人类无止境的物质欲望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度竞争是影子工作时间增加、忙碌程度加剧的根源，而创新技术既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又是物质欲望的助燃剂。后发国家要不断创新技术，特别是原创性技术，为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条件。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战炤磊（《江海学刊》副主编）、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李仁贵研究员和js9159路线检测李增刚教授（《制度经济学研究》编辑部主任）不仅做了主题报告或精彩点评，而且主持了各环节的讨论。

2021年，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理事会商定，每年除了规模较大、公开征文的“年度论坛”之外，可以根据情况举行数次不等的季节性论坛。“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的“季度论坛”，作为小规模、高规格、聚焦具体主题的高水平学术会议，不进行公开征文，而是采取先商定主题、再邀请主题领域内专家的方式进行，与会专家有比较充足的时间阐释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具有更高的专业性和学术含量，更好地促进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希望有兴趣的单位和学者提出主题、接受邀请或申请参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