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2023年冬季论坛于2023年12月9日在暨南大学成功举办。本次冬季论坛由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理事会主办，js9159路线检测和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承办，暨南大学中观经济学研究中心、《制度经济学研究》编辑部协办。论坛理事长、国家级高层次人才特聘教授、js9159路线检测讲席教授、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黄少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特聘教授、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春超教授，出席论坛并致辞。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经济学系主任王贤彬副教授主持论坛开幕式。

黄少安教授在致辞中表达了对暨南大学经济学院为筹备本次论坛所做工作的感谢，介绍了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和季度论坛的发起情况和举行情况，阐释了本次冬季论坛主题的来源、价值和目标。他提出，希望通过季度性论坛的举办，为专门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交流的平台。

（黄少安教授致辞）

王春超在致辞中表达了对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理事会在暨南大学举办冬季论坛所给予支持的感谢，表达了对参加论坛学者的欢迎，介绍了暨南大学和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办学和科研等方面的特色。他指出，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政府创办的华侨学府，素有“华侨最高学府”之称，在华侨华人等方面的研究是重要特色，与本次论坛主题高度契合。

（王春超教授致辞）

（王贤彬副教授主持开幕式）

围绕本次论坛主题：中国历史上的“下南洋”、“走西口”和“闯东关”及其后续的经济影响，论坛分两个阶段进行了报告。

在第一阶段，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陈方豪助理教授、js9159路线检测黄少安教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赵子乐副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林建浩教授、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副院长乔南副教授分别做了题为《海外宗族网络对本土成员经济福利的影响——来自涉侨族谱的证据》、《下南洋者自身素质、面临的环境与观念创新》、《从“闯关东”与“下南洋”的对比看南北经济差距——基于“中心-边缘”框架的分析》、《改革中的央地关系与国家能力形成 ——基于滇黔驿道的识别策略》、《清代的云冈大路及其沿线城镇——以云冈石窟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的报告。该阶段报告由《制度经济学研究》编辑部主任、js9159路线检测李增刚教授主持。

陈方豪助理教授以涉侨族谱为样本，阐释了海外华人反哺家乡的经济行为及其后续影响。他指出，海外华人以投资企业的方式开启了中国利用外资的实践，引领了中国非公经济的发展，海外华人还通过侨汇、慈善捐助等参与对家乡的转移支付，促进了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这可以通过“输血”效应和“造血”效应两种机制进行解释。“输血”效应表明，海外宗族网络能够显著提升家庭人均住房消费水平，能够显著提高家庭人均购建住房费用；随着海外宗族网络的增强，个人有更小的概率以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降低了劳动收入的金额。“造血”效应表明，本土宗族网络会增加个人受教育年限，但是海外宗族网络会减少个人受教育年限，对高等教育产生“挤出”效应；相对于本土宗族网络成员，海外宗族网络的本土成员更有可能成为私营企业家。机制分析表明，海外宗族网络可以通过融资和出口市场信息，促进企业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侨乡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新时代的侨务工作要特别维护好华人华侨贯通海内外的信息、贸易与资本流动的桥梁角色。

（陈方豪助理教授报告）

黄少安教授指出，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移民潮“闯关东”、“下南洋”和“走西口”在当时和现在都有广泛的社会经济影响。观察表明，这三大移民潮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存在明显差别，需要研究和弄清楚存在差别的原因。需要通过对三大移民潮进行比较分析。一是三大移民潮的原因，是哪些人选择了移民，他们有什么特征，哪些因素决定或影响了移民的选择；二是移民之后的职业选择，移民到了哪里，移民之后主要从事什么工作，哪些因素决定了他们的职业选择；三是移民后代的受教育情况和职业选择等，移民的后代接受教育到什么程度，主要从事什么工作，哪些因素决定了移民后代的职业选择；四是移民及其后代与原籍的联系，是否返回原籍，如果没有返回原籍，是否与家族或亲属存在联系，存在什么样的联系，哪些因素决定了他们的联系。他指出，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弄清楚三大移民潮长期社会经济影响的原因，证实或证伪已有的经济学理论，为制定相应的移民政策等提供依据。

（黄少安教授报告）

赵子乐副教授基于“中心-边缘”框架从“闯关东”和“下南洋”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南北经济差距的原因。他认为，对中国南北经济差距原因的研究有不同角度，因素分解、制度解释和“深层次因素”发掘，比较理想的框架是从深层次因素找出制度差异，进而解释南北经济差距。从“中心-边缘”分析框架来看，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统治中心几乎都在北方，北方郡县紧邻统治中心，强政府是常态；而南方郡县地理条件复杂，弱势政府成为传统，民间组织趁机发展。这使得北方的等级观念和“官本位”思想流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执行较好，而南方则相反，重商思想流行。闯关东是从中心到更中心的过程；下南洋则是从边缘到更边缘的过程。由此产生的后果是，闯关东产生了强政府弱社会、有政府无社会成为惯例，政府权力膨胀、官本位文化盛行，市场经济不发达；下南洋使得南洋华侨的社会联结和社会组织比原乡地区还要发达，仕途无望只能从商，多世代的经商积累，为南方经济的市场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赵子乐副教授报告）

林建浩教授基于改土归流和滇黔驿道的识别策略研究了制度变革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长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共识，然而相对于选择何种制度，如何实施制度变革可能更为重要，改革方式的不同也会决定改革绩效的差异。他以明代才建省管理的贵州为考察对象，利用各县治所到滇黔驿道的距离作为衡量政治重要性的代理变量，作为地区之间“改土归流”程度的差异，研究了其对现代经济的影响，发现：（1）距离滇黔驿道越近的县在经济、人口和文化指标上的表现越好，表明中央在不同地区推行的制度变革具有不同的强度，制度变革对地区长期发展产生了积极效应；（2）制度通过显著提升地区政府能力和儒家文化传播，推动了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3）改革中的央地关系会影响长期经济发展，地方的合作态度才是改革是否开启的真正标志。

（林建浩教授报告）

乔南副教授以云冈石窟碑刻资料为中心考察了清代的云冈大路及其沿线城镇的情况。她指出，云冈大路不仅是联通京师与西北的通道，更是阿拉善蒙古、喀尔喀蒙古前往京师朝觐、蒙古贵族及牧民前往五台山朝台的必经之路；也是沟通晋北各地的通衢，联通山西与阿拉善蒙古地区、连接山西与喀尔喀蒙古地区的通道，商旅沿着该路进行长距离贩运，并在沿途城镇进行休整，该地区的货栈业较为发达，包括油行、碾行、干菜行、缸房和豆厂等形式在内的粮食业。这也表明，经过清初对归绥地区的土地开放，到清后期已经成为生产粮食的重要区域。云冈大路沿线的卫所、军堡等随着商民的活跃成为了晋蒙地区的商业城镇。云冈大路在清代推动了晋蒙贸易的发展，带了周边城镇的兴起和繁荣。

（乔南副教授报告）

（李增刚教授主持第一阶段的报告）

在第二阶段，国家级高层次人才青年学者、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燕红忠、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主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张振江、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教授赵子乐分别做了题为《清代北疆地区的贸易与金融制度创新——以归化城的谱拨体系为中心》、《华侨华人的创业精神》、《中国东南社群的海洋性及其经济影响》的报告。该阶段报告由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杨本建副教授主持。

燕红忠教授以归化城（现在的呼和浩特）的谱拨体系为中心，阐释了清代北疆地区的贸易与金融制度创新。他指出，18世纪中期，随着北部边疆的经济开发、人口迁移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为应对大规模、季节性的贸易中的通货短缺，主导边疆商业的山西商人因势利导开创了谱拨体系，将银钱体系、信用货币、转账、纸币发行流通、结账清算机制等因素有机结合了在一起，有效地支持了以归化城为中心的北部边疆贸易的展开和归绥地区的经济发展。谱拨体系在清末民初的乱局中依然发挥着稳定市场、支持贸易的作用，直到1933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之后才最终消失。谱拨体系的产生和发展表明了清代大一统环境下中国北部边疆的经济活力和适应贸易发展的金融信用创新。这一历史现象有助于解释中国现代互联网金融、数字货币的迅速发展和世界领先，也为中国大宗商品期货和金融期权等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基础。

（燕红忠教授报告）

张振江教授主要讨论了下南洋的华侨华人的创业精神。他认为，“下南洋”可以从狭义和广义角度解释，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向东南沿海地区的迁移都可以视为广义上的“下南洋”。“下南洋”促进了中国海洋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华侨华人“的概念有多种不同的表述，还可以进一步界定和细化。华人华侨的创业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家精神包括创业、创新、冒险和包容四个方面，其中前三个方面最为重要。下南洋者要克服语言、气候、地域、生活等方面的诸多差异，需要更强的冒险精神。要对华侨华人的创业精神进行理论化，需要关注三个方面的特性：一是中华根性，或者华人根性，即血统原则，这是外部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基础；二是华人的再缔性，即应变性，学习当地的法律、习俗、语言等的能力；三是跨国性，“以侨为桥”，华侨成为连同中国与世界以及连同世界各国家的桥梁。

（张振江教授报告）

赵子乐副教授指出了海洋性在东、西方兴衰变化中的重要性，表明中国早期的文化包含东南的海洋性体系和北方的农耕文明两大体系，中国东南社群存在海洋性。海洋性是一个具有复合内涵、多维度的概念，涉及到对海洋贸易的偏好、对跨海移民的偏好和对海外事物的接纳等，从方言、移民和姓氏三个维度可以综合测度不同社群的海洋性特征。他区分了广东的客家人、福佬人、广府人三个社会文化迥异但交错分布的族群，发现他们在企业创新、出口外溢等方面存在差别。海洋性越高的族群的人开办的企业创新的力度越高；海洋性越高的族群，超越血缘的姓氏网络越发达，企业的出口概率会随着“同姓”企业当中出口企业占比的提升而提升，存在基于姓氏网络的出口外溢效应。

（赵子乐副教授报告）

（杨本建副教授主持第二阶段的报告）

最后，在王春超教授的主持下，学者们还围绕“制度经济学的建设、发展与展望”举行了圆桌论坛。大家围绕三大移民潮可能引起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以及制度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课程体系、人才培养等所取得的成就、面临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等进行了讨论。

“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的季节论坛是小规模、高规格、聚焦具体主题的高水平论坛。2021年，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理事会决定，每年除了年度论坛之外，只要有重要主题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可以举行数次不等的季节论坛，以深入交流推动研究深化。2023年，已经举办了四次季度论坛，有效推动了中国制度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的研究和发展。

（论坛合影）